道氏理论 第11章 严格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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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周期性

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地审视了股市晴雨表的历史记录，但是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分析从1910年结束的熊市到世界大战爆发之间那段有趣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应当建立某种描述不规则的股票市场周期的理论，这个周期不一定包含恐慌，如果有那也只是偶然，因为事实上恐慌只不过是晴雨表主要运动中的一个插图而已。

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研究查尔斯·道关于股票市场价格运动的理论——正如平均股价指数所反映的那样，股票交易所的价格变化包括基本的上升或下降运动，相应的次级下跌或反弹以及日常波动，我们建立了某种不规则的周期性理论。但是长期的有节奏的周期性理论并未消失，我的许多读者和批评者们似乎对此情有独钟，而且没有人通过仔细地研究来分析自己的信仰。一般的观点认为这个理论“很有些道理”，即使不经过验证也应该是正确的；世界范围内发生恐慌的日期本身就表明了一种高度的周期性，根据过去的周期性我们可以认为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根据历史记录分析，人类在处理自己的问题时将永远像以前那样愚蠢。

根据杰文斯的说法，18世纪恰好发生了十次值得注意的危机，其平均间隔为十年，这或许让人们认为已经无需再对周期性理论进行分析了。我发现杰文斯遗漏了一次危机（即1715年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造成的恐慌），因为那一年的太阳黑子数量不足以让他建立大胆的理论来描述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已经注意到，杰文斯认为1793年和1804—1805年是危机年份，而根据历史记载，我国在19世纪发生的第一次恐慌出现在1814年，但这次恐慌是由于英国人占领了华盛顿而造成的，周期性理论根本无法预测到这个事件，除非我们假设它可以预见战争。然而，假如加上1814年和被查尔斯·道称为“近似于一次危机”的1819年，美国在19世纪也共发生了十次危机。

让我们看看周期主义者（或许这样称呼并不正确）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首先，1804—1805年的英国危机和我国1814年的危机之间间隔了10年，这或许能让他感到振奋；然后，1837年和1857年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全国性危机将使他信心大增。他将回忆起杰文斯的十年理论，发现我国到1837年已经发生了4次危机，正好40年时间。我国在1847年并未发生像欧洲那样的恐慌，只是那里的惨状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周期主义者发现1857年真的出现恐慌以后，他会说：“啊哈！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这个秘密了。这是一次20年的周期，两头各有一次大的危机，中间的危机程度较轻。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地让事实服从于这个美妙的理论了。”

根据这种理论，1877年应该发生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恐慌，然而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恐慌发生在1873年。假如不是因为我国农业获得意外的丰收而俄国农业全面减产致使世界农产品市场大幅上涨，美元交易的过度泛滥将使这次恐慌提前到1872年。因此两次大危机之间的间隔被缩短了，20年的理论变成了16年的理论，虽然在两次危机之间发生了1866年的伦敦恐慌，也不能对此有所补救。1866年的伦敦恐慌使我们的股票交易所价格严重下跌，同年4月出现了囤积密执安南方铁路公司股票的情况，投机活动十分猖獗。查尔斯·道正确而谨慎地指出，此时出现新一轮的下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1873年、1884年和1893年的三次恐慌又使坚持10年和20年理论的人找到了一些信心。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危机是世界范围的，其影响程度也同样深远。我们的周期主义者又说道：

“1857年和1873年的危机间隔减少到16年只是一种偶然的失误，至少我们能在进一步观察这些基本规律之后对它做出满意的解释。”坚持20年理论的周期主义者预言道：“从1873年到1893年是20年时间，我们的晴雨表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1903年前后将出现一次小规模的危机，而1913年最迟不会超过1914年将出现一次大恐慌。”

假如一种理论不能做出这种预测，它还有什么用呢？但是从1893年到1907年经历了14年时间。这是因为20年的周期缩短了，还是因为10年的周期延长了呢？是否存在一个可靠的周期呢？我们发现在周期主义者预言的1903年或1913年根本没有任何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投机活动的程度还不足以促成一次危机。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除非投机活动的大厦已经足够高以至于在摇晃时发出刺耳的噪声，否则，崩溃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理论有什么商业预测价值呢？我不认为它具有这种价值。这个理论应当做出许多让步和假设，以至于只具有一种记录事实的价值。我们看到，以周期性假设为基础得出的主要结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改变。那么它还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吗？我绝不是怀疑论者，但是整个周期性理论的方法在我看来就像你在一个人玩牌时作弊一样荒唐可笑。我能够理解任何严肃的、独断的或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但是我无法理解随着游戏的展开不断变化的规则。

一个伟大的命题认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真是这样吗？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无法为这个假设找到真正的证据。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许会反驳道：“即使它们不相等，也应该是相等。”而我仍不明白它们为什么应该相等。当然，作为一个相信人性完美的基督教徒，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完全取消危机。我们很容易发现，危机之间的间隔至少在表面上是逐渐延长的。从1893年到1907年经历了14年时间，而1920年根本没有发生恐慌。

我们很难把1920年的变现浪潮视为一次典型的危机，除非我们强迫自己歪曲恐慌的构成条件。它不具备恐慌岁月的特征，也无法与1893年、1873年、1857年和1837年的破坏性后果相提并论。我要大胆地指出，假如在5年之内出现剧烈的萎缩和下跌，那将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因为它将让我们了解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麻烦。

肯定有一种科学的商业病理学，或者称之为病态心理学更为恰当。我在前面说过，在研究商业中的致命问题及其所有的成因时，使用历史记录是根本不合适的。但是我们正在逐渐了解商业疾病的症状，或许我们在最近25年中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自边太基人把提尔港的主权卖给罗马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探索着一种诊断商业病症的科学方法。在1893年还没有这种方法，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今天这种记录下来的资料。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假设最精明的人每隔10年、20年或任何一段时期就会丧失理智地忘记过去的一切教训呢？关于恐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假如它能被预测出来，那它就根本不会发生。难道我们的工作目标不是积累知识和正确地分析，从而以足够的把握预测未来事件，除了不确定风险——“上帝和国王的敌人的行为”吗？

我可以在联邦储备银行体系中发现太多的政治因素，找到许多缺陷。然而在这个体系中出现1907年和1893年那种迫使全国求助于票据结算中心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智慧设计出一种完善的银行体系，而在他看来是完善的东西对别人则是根本不合适的。但是从旧的国民银行体系向联邦储备体系的转变却代表着美国商业活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进步。难道这个体系本身不是一个值得周期主义者考虑的全新的因素吗？

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排除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了。恰恰相反，它们是肯定要出现的。然而随着知识的增加，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它们至少是可以部分地被预测出来并且其破坏作用可以迅速地得到控制吗？

假如这些分析可以让聪明的人（即使他与华尔街没有利益关系）明白，他在这里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得到知识的保护，那么我们的教育目标就基本上实现了。当然，我也一直希望能在教育他人的同时看看还有多少关于股市运动的问题以前从未被自己有效地归纳出来。我们在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时使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方法——日复一日地和它生活在一起。根据道氏理论，股票市场的问题是极其简单的，只要教师不是个古怪的人、骗子或赌徒，他应该可以从一个非常有用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哈佛大学出版了描述基本商业状况的图表和指数图，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项工作正是目前极为需要的。编撰者们并没有把自己禁锢在那些危险的假设条件上，也没有假设存在一条在困难时期和繁荣时期始终保持等速上升趋势的国民财富的“正常曲线”，这条曲线在战争的威胁刚一出现时就丧失了确定性，并且飞快地改变了它的前进路线。

哈佛大学的这种教育体系并不坚持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命题，但是假如要说服我们把一个物理学定律应用到如此不稳定、如此难以捉摸的人性上来，就必须获得更加广泛的证据。在我们的股市平均股价指数已经证明的许多问题之中，有一个事实是非常明显的：就价格运动而言，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并不相等。我们找不到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牛市上涨的幅度恰好能被熊市相应的下跌幅度所抵消。假如说事实表明所有给定的基本价格运动的幅度都是如此，那么它所消耗的时间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我们已经看到，牛市所占的时间通常要远远多于熊市。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恒等式，而且我不认为任何人类社会中存在这种恒等式，历史上显然也没有这种记录。我不得不依赖于他人去完成各种编撰工作，也不想虚伪地声称自己曾用剃须刀做过所有剪贴图表的工作，但是当我在工作中研究这些数据时，从未发现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平衡。

股市晴雨表当然也没有过这样的记录。无论是运动的弧度还是速度都不可能出现钟摆运动那样的规律性。我们可以发现熊市下跌了40点，牛市又用了两倍于此的时间上升50点，然后熊市下跌近60点，牛市又反弹40点，熊市再下跌30点左右，牛市又上升20多点，接着又是一次牛市，工业指数上涨近60点而铁路指数同期的上涨不足30点。

主要运动所用的时间都各不相同，近25年来的历史记录大体上就是这样。这些运动显然存在一种不严格的周期性，但是假如我们牵强附会地引入某种可以在数学上计算的规则性再现的“周期”，下一次主要运动将令我们不知所措，只能留下一个空洞的理论和一只空空如也的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