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第三十七节 下乡笔记抄续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看到有红白理事会的活动，我记得这个理事会是由临高的天主教会、新道教联合办理推广的，对此很感兴趣，便问了问这个理事会的工作情况。

老霍说红白理事会的确做了不少事，特别是他们在村里搞得“澳洲礼仪”，因为场面隆重，花费又不多，最近愈来愈受到村民的欢迎了。问到具体做法，原来理事会采用信徒义工体制，各村天主教徒和新道教的信徒在本村村民有红白事的时候要出义务工，至于需要的各种仪式用材料、道具，都由理事会免费提供。主持仪式的司仪和诵经超度也由两教免费提供，很受群众的好评。

翻到村班子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今年6月15日，内容乡里随机组织村民代表对村长、副村长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村班子是得到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看到有一页是村里的民主生活会，参加的除了村干还有村里的牌甲组头们。我注意到里面记录了一位叫郭晋的组头发言：“我今年经常被乡里抽调借用，很少参加村里的工作，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

随后，应我的要求，会计拿出了村里的土地和户籍档案。不但有详细的土地登记，还有略图。全村的耕地块非常整齐，是典型的我们测量员的作品。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首长的徒弟’丈量的。每亩面积完全一样。不再有大亩小亩的区别。”

因为亩的面积完全一样，在分地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好地坏地的问题，当时总得原则是“以产定数”，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坏地多分。考虑这样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户的总收入。

但是会计说这样实践下来问题很大。分到坏地的农户要投入更多的劳力去生产，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没有大牲口，种20亩好地都吃力，何况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种三四十亩！”会计说，“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就种不大需要伺候的红薯、杂粮。为了这分地的好坏，村里不少人有意见。要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好地坏地水田旱地，一亩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反而要公平些。”

关于这个情况，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村干部和村民反应，看来我们工作中“拍脑袋决策”还是太多了，对实际面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除了分地面积上的问题，农民的个人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出来，许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产，而天地会不组织生产他们熟悉的小麦、谷子、高粱，也不提供相应的种子和技术指导，许多农户就采取粗放式的种植，产量很低。

会计说移民一开始有怪话：种了一辈子地，现在还要几个南蛮子来当夫子，教自己种地。现在怪话少了，但村民还是很想种小麦。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农村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这一点，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这一点不符合标准化，但在农村的确有一定合理性。如何能兼顾到合理性又能坚持标准化，看来是一个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课题。

户籍档案因半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除去生育和死亡人口，建村以来都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十几个农民已招工去了临高和琼山，不在本村居住了。因为没有迁徙户口，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的反映。

接下来我走访了村里的几户人家，第一户是村会计，他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二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只有小女儿是在当地出生的。这样的重新组合家庭在各个移民村落里是很多见的。

他家分了30亩地，有水田有旱地，番薯年亩产500多斤，水稻年亩产300来斤，加上当会计的补贴，在村里算是好的。因而家里有较多的日用工业品，吃粮中的细粮比例也高一些。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中年两口子带两个儿子，大儿子20岁了，年前在甲子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后病退回家，如今在家务农，因为干不了重活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没钱也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家，去年招工去了三亚，但也积不到什么钱，春节前回村是空手进家门。老两口现在的最大希望是是两个儿子能找到媳妇－－却因为彩礼问题希望渺茫。

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的一个小小缩影。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