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的张夫人的新书 黄海怒涛：甲午战魂

一、战云起：半岛烽烟

1894年7月25日，朝鲜丰岛海面笼罩着铅灰色的云层。北洋水师济远舰的了望手突然发现西南方向驶来两艘挂着英国国旗的舰船，待距离拉近，信号旗“轰”地落下，太阳旗在桅杆顶端猎猎翻卷——那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吉野、浪速号。

一切始于三年前的东学党起义。当朝鲜全罗道的农民举着“惩办贪官、斥倭斥洋”的大旗攻破全州时，清廷依《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2465名淮军赴牙山平乱。却不想，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早已埋下日本介入的伏笔——约中“出兵需互知照”的条款，成为日军增兵的借口。至7月中旬，汉城日军已达1.7万人，而清军仅有4000余人困守牙山。

7月23日，日军突袭汉城王宫，扶持亲日政权。两天后，丰岛海战爆发。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见敌舰火力凶猛，竟挂起白旗逃窜。操江号运输舰被俘虏，租用自英国怡和洋行的高升号上，1116名淮军将士面对浪速舰的炮口毫不退缩。管带高洪升振臂高呼：“吾辈自请杀敌，今至此，有死而已！”水兵们用步枪向敌舰射击，直至浪速舰发射鱼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目睹惨状：“中国士兵临难不屈，死战至船沉海底。”最终871人葬身海底，日本政府却以11万英镑“抚恤金”堵住了英国的舆论。

二、黄海烈：巨舰沉渊

9月17日，黄海海面上，12艘北洋舰与12艘日舰呈“人”字形对峙。北洋水师总吨位3.4万吨，看似与日舰3.6万吨旗鼓相当，实则暗藏致命差距——日舰装备150门速射炮，每分钟可倾泻13发炮弹；而北洋水师仅有12门速射炮，主力是射速每分钟1发的克虏伯老炮，更有不少炮弹因户部停拨军费，只能装填沙土充数。

正午12时50分，定远舰305毫米主炮率先轰鸣，第一发炮弹却因年久失修炸了舰桥，丁汝昌从浓烟中爬起，血染衣襟仍坚持指挥。邓世昌站在致远舰舰桥上，这艘英国1886年建造的穹甲巡洋舰已被击中15次，锅炉舱冒起浓烟，右舷倾斜达10度。他猛地扯断指挥刀穗：“弟兄们，今日就是报国之时！”致远舰突然加速，舰首冲角划破海浪——明知航速18节追不上吉野的22.5节，却仍选择用过时的“冲角战术”做最后的决死突击。

日军《吉野舰航海日志》记载：“敌舰突然左倾，作决死突击，我舰官兵皆相顾失色。”密集的机关炮在致远舰甲板上犁出深沟，水兵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当鱼雷在舰底炸开时，邓世昌推开试图救他的士兵，抱着爱犬“太阳”沉入海底，全舰246名官兵仅7人获救。他的僚舰经远舰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孤悬战场，舰体被击穿200余处，林永升头部中弹前仍高呼“向敌舰丛中冲去”，全舰270人仅16人幸存。

三、陆战悲：血洒山河

当海战的炮声消逝在黄海，朝鲜半岛的陆战已陷入绝境。平壤城头，左宝贵身着黄马褂往来督战，部下劝他换下显眼的装束，他却大笑：“吾服此衣，正欲令士卒知我先登也！”他提前在城头架设3门格林机关炮，亲自点燃大炮轰击冲锋的日军。日军战史记载：“清国将领立于城头，其状威严，宛如神人，我军炮火竟不能中。”直至一颗榴霰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贯穿肋下，他仍倚着雉堞用手枪射击，临终前将提督印信交给部下，叮嘱“勿落敌手”。

而叶志超却在当夜弃城而逃，狂奔五百里退回鸭绿江，沿途丢弃辎重无数。日军乘胜追击，兵临辽东半岛。11月21日，旅顺港因守军统帅临阵脱逃陷入重围。日军第2军在山地元治指挥下实施“不留活口”政策，四天屠杀中，两万平民倒在血泊中。幸存者苏万君回忆：“见一幼童伏母尸上哺乳，日军以刺刀贯其背，挑之落地。”老船工陈顺富冒死将一面染血的“定远舰”军旗裹在渔网中，藏于礁石下，直至日军撤离。

四、威海恨：水师末路

威海卫的冬天格外寒冷，刘公岛被日军海陆夹攻月余。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舰上，手中的电报稿已被揉烂——李鸿章电令“保船避战”，却又不许后撤；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派系之争拒不派援军，水兵们只能在零下10度的严寒中，将定远舰主炮拆下搬上陆地防守，弹药耗尽后便用石块砸向登岛日军。

2月11日深夜，丁汝昌收到最后一封劝降信，他在给妻子的遗书里写道：“吾身已许国，勿念。汝等须教子以忠勇，勿效懦夫。”随后取出北洋水师提督印，命人凿角毁印，特意留下“定远”二字印角缝入军旗。吞服鸦片前，他对劝降的英国洋员马格禄说：“吾知公等为商人，可自去，吾必与舰同存亡。”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因军舰触礁自责，服鸦片自杀，临终前在舱壁刻下“镇远不沉，吾心已死”；靖远舰沉没时，管带叶祖珪随舰浮沉，被救起后第一句话是“舰亡人不亡，誓与倭寇再战时”。当最后一艘军舰自毁的爆炸声响起，威海卫港内的海水，倒映着破碎的龙旗。

五、战后余响：裂土之痛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割让台澎、赔款2亿两白银，更允许日本在华设厂。此条款开列强资本输出先河，短短三年内，192家外资工厂落地中国，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俄、法、德三国虽迫使日本“还辽”，但日本趁机勒索3000万两“赎辽费”。

台湾军民的抵抗持续半年，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在台南发出檄文：“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台北大稻埕商人林朝栋率乡勇在七星郡伏击日军，其子林资铿手刃七名敌兵后被俘，就义前高呼：“吾生为清国人，死作大清鬼！”日军投入7万兵力，付出4800人伤亡，才勉强占领全岛。

尾声：怒涛长歌

百年后，丹东黄海海域打捞出致远舰残骸，锈蚀的锅炉上嵌着未爆的实心弹，证实了“缺穿甲弹”的记载；刘公岛出土的“定远舰”铭牌，铜质表面“光绪十四年”的刻痕清晰如昨。威海纪念馆中，编号“威字第37号”的水兵服布满弹孔，衣领内侧“李忠和”的名字，诉说着锅炉工坚守岗位直至爆炸的悲壮。

最后一位致远舰幸存者陈敬永在1933年证词中说：“邓管带坠海时，怀里的太阳犬还在叫，他朝我们挥手，让我们别管他……”海风掠过刘公岛的古炮台，“定远”“镇远”的铁锚依然扎根海滩，这些沉默的钢铁，见证着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抗争。历史的怒涛拍打着海岸，诉说着：遗忘历史者终将重蹈覆辙，而铭记伤痛的灵魂，永远拥有崛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