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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巴士 > 都市 > 重回六零开网店,我带全家丰衣足食 > 第94章 村子里的选修课

陈家村的秋天比往年来得晚一些。

祠堂外,柿子压弯了枝头,落叶一层层铺满村路。

蜂窝制度出海归来,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国际邮件一封封送来,各国合作协议、制度对接申请、学术研究邀请接连不断。

但陈鹏飞没有接任何采访,也没有再出席公开活动。

他只做了一件事:

——重启“讲制度的人”课堂。

这是蜂窝制度最初的小课堂,第一节课就是他、张浩和张玉英在祠堂里,用手画的制度轨迹图讲给一群少年听的。

如今,那群孩子已经考上大学、回到村里、或在蜂窝平台担任模块管理员。

这一次,他请来许佳音、刘伟、曹正宇、周连成,还有来自外村制度试点的年轻人,共计三十二人。

桌子不是新的,墙上的轨迹图也没有更新,连粉笔还是最早那批。

陈鹏飞走上去,什么也没讲,先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讲制度的人”

他转身,望着台下这些即将接过蜂窝火种的人,开口说: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全国的牌子,进了国际大会。”

“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最早,是拿着一块破黑板,一张写错了三次的工分卡,一堆村民的骂声和一场场散了又开的议事会,才一点点,把这套规矩喂成能活的。”

“我们不是在传制度。”

“我们是在传——‘你讲理要讲到让人服气’的那种本能。”

“蜂窝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流程清楚,而是我们不怕难看。”

“我们让制度贴上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有人看。”

“你们以后要记住:规矩最怕的不是没人用,是用了却没人敢说‘这个规矩我不认’。”

全场鸦雀无声。

许佳音抬手:“那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要从哪讲起?”

陈鹏飞没回她的问题,只把手按在黑板上,擦掉那五个字,又重新写了四个字:

“我不服”

他说:

“从这四个字讲起。”

“你讲制度的意义,不是让大家照办,是让大家愿意当着你面说——我不服。”

“你如果讲制度讲得没人拍桌子,那这堂课就白讲了。”

“真正的制度,不是让人听话,是让人服气。”

“让人拍完桌子还能坐下来。”

……

讲完这堂课,他没有布置作业,只留了一张卡纸,上面写了一句话:

“你所讲的制度,能让谁签字?谁愿意反对?谁能修回来?”

许佳音盯着这张卡纸看了很久。

她突然意识到:制度不是规矩,是一种把吵架变成轨迹的方式。

那一晚,蜂窝制度完成了它最本质的一次自我脱胎:

从“一套可供推广的机制”,彻底变成“一个能被不断讲述、被接力传播的文化火种”。

火,传出去了。

而陈鹏飞,终于在这节课后,卸下了“制度第一讲述人”的名号。

他不是隐退。

他只是——退开一步,把麦克风递出去。

自那堂课之后,蜂窝制度在国内逐步收缩发布频率。

不是停了,而是慢了。

陈鹏飞说:“这火不能光烧陈家村的灶,也得让别人种自己的柴。”

于是,蜂窝平台宣布启动**“火种计划”**:

核心思路很简单:

?不再输出标准制度文本;

?不再提供一键复制模板;

?不再评比哪条制度更完整。

蜂窝从“共建机制提供者”,变成“制度叙述支持者”。

每一个新加入的火种村,只需提交三样东西:

1.一段群众争议视频,证明制度不是平地起;

2.一张原始制度草图,不管多丑,必须是手画的;

3.一份失败记录,哪怕只有一次,也得记下来。

收到这三样东西,蜂窝才开档案,才给接入“火种地图”的资格。

“你交不出失败,我们就不认你。”

“你写不出谁反对过,我们就不让你挂蜂窝的名头。”

这项机制刚发布的时候,有些新村代表不理解。

“我们制度还没跑呢,怎么就先交失败记录?”

张浩笑:“你要是怕失败上墙,干脆别搞制度。制度不怕摔跤,怕的是摔了还不敢认。”

许佳音也补了一句:“能在制度里写上‘我们吵崩过’,这才叫起步。”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村官、返乡青年、乡镇议事骨干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复刻”蜂窝,但不是拷贝,而是——换土种树。

西北高原,有村子尝试用蜂窝结构套用到“水渠争议调度”中,搞出“用水前签到、用水后签字”制度,每签一次,公开栏就多一张“我用完了”的红印卡。

“这个制度,是我们吵着吵着,谁先放水谁挨骂,最后骂出流程来的。”

南方丘陵,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村寨,将蜂窝制度图谱画成了绣片图腾,贴在村委墙上。

制度节点不写数字,而是画图形:

?圆形代表议事会;

?三角是分账点;

?方块是失败记号。

他们说:“我们不识字,但我们会认图。”

制度演化,从图纸变成花纹,从会议室走进绣房。

而在更远的非洲坦桑尼亚,蜂窝制度的第一支国际火种队伍也生根了。

刘伟带着志愿团队,在一处村落开了十次制度班。

语言不通,他们就用图示沟通。

文化隔阂,他们就用“真实争议画面”来让村民参与。

“我们一开始只教他们一个词:fail(失败)。”

“当有人敢在小黑板上写下‘我们去年分水出过错’,那一刻,我们知道——蜂窝到了。”

火种,不是走了多远。

火种是——别人愿意从自己的泥土里重新点起来。

……

蜂窝平台在全球范围上线“火种图谱”,不再显示每村制度进度,而是记录:

?哪个村第一次上墙了失败记录;

?哪个小区第一次引入签字卡;

?哪个镇街第一次公开反对者名字而未被压制;

?哪个国家第一位制度讲述者出现在议事桌上。

陈鹏飞看着这张地图,喃喃自语:

“不是我们走到了世界,是世界找回了它自己那点还敢吵的本能。”

他把这张图叫做:

“讲理地图”

讲理的,不是规矩。

是人。

……

那年冬天,蜂窝祠堂来了一批年轻面孔。

他们不是来求模板,也不是来学经验。

他们带着手画的图、争议的录音、失败的笔记,虔诚地把一摞摞卡片递给许佳音。

“我们是来交火种申请的。”

“我们想讲我们村的规矩,不是别人的。”

那一刻,陈鹏飞坐在最角落,轻轻站起,转身走出祠堂。

没人注意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走在雪中,一步一步,像走在最早那年贴账的泥地上。

身后,是一群已经能“吵出规矩”的新火种。

他没有回头。

因为——火已经不是他点的了。

那年岁末,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提到“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人民化表达形式”,并在主报告第七章中,引用了一段话:

“有一个村庄,他们把失败写在墙上,把签字挂在村口,把规矩交给争议者去修补。他们没有搞形式,没有用文件,而是靠每一次‘我不服’,走出了一条制度之路。”

报告没有点名。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蜂窝。

随后,全国各地人大代表提交提案,建议:

?将蜂窝制度演化路径纳入“地方制度备案机制”;

?设立“制度演化档案日”;

?将“群众共议签字卡”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试点内容。

制度,第一次,从“治理工具”,变成了“公共文化”。

媒体用一种极为罕见的语调评论:

“蜂窝不是个别村的胜利,而是这一代人重新证明了:我们仍然愿意靠争议去维持公平。”

而在陈家村祠堂,蜂窝平台首页同时上线新页面:

《蜂窝制度·公共文化版本》

这一版本,不再提供制度咨询,也不做案例复刻,而是提供:

?讲制度的素材;

?写失败记录的教程;

?吵完一场怎么修的复盘方法;

?如何公开争议还不撕裂群体的故事脚本。

它不是制度输出,而是——制度故事的“脚本库”。

是让千千万万普通人,也能有讲规矩的语言。

蜂窝,不再是机制。

它成了文化,成了一种人们之间处理不公、争出公平的语言系统。

而那天中午,陈家村祠堂门口贴出一张纸条。

字是陈鹏飞写的。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在门口钉了四个字:

“制度归民”

纸条下,是一张系统封档单:

档案:蜂窝制度(陈家村原型机制版本)

封存:2026年1月1日零时

理由:已完成初代制度讲述与传承,交由公共传播体统继承演化

陈鹏飞不再是平台代表,不再是签字人,不再是讲述者。

他是“蜂窝的最后一位看墙人”。

那天夜里,他悄悄去了制度墙前。

没人知道他站了多久,只知道第二天晨光中,祠堂角落多了一块牌子:

“制度讲完的那一天,是人民开始说话的第一天。”

……

几天后,蜂窝制度被收录进国家公共记忆工程。

文化部、档案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三方联合发文,设立:

“蜂窝制度原貌馆”

馆址不是在首都,也不是在省会,而是在陈家村旧祠堂西边,旧水井旁的两间小屋。

没有大门,没有票价,没有导游。

只有一张长条桌、几块原始签字卡、墙上一整面涂满涂改痕迹的轨迹图,还有一台随时能播放72次失败记录的旧电视。

不远处的小学生常来这里写作业。

有次有个孩子问:

“爷爷,这墙上的红叉叉是啥?”

老汉笑着说:“是那年咱村分账分错了,挨了全村骂,后来才改对。”

小孩一脸崇拜地说:“所以这墙,是吵出来的对吧?”

“是啊。”老汉摸了摸他的头。

“你以后要是吵制度,就来这屋子看一眼。”

……

陈鹏飞没有再露面。

有人说他回村种树了,有人说他远走他乡了,也有人说他每天早晨还会在陈家村大路上遛弯。

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但他留下的那张签字卡,被贴在蜂窝文化馆进门第一格的玻璃框里。

那是三年前,他签的第一张失败责任卡。

落款人写着——陈鹏飞,签字时四个字:“此账我认。”

而蜂窝的系统主页,也彻底变了。

首页五个图标,不再是“模板”“议事”“归档”“工具”“协作”。

变成了五句话:

1.你想讲规矩吗?

2.谁和你讲不清?

3.谁敢说你讲得不对?

4.你愿意改吗?

5.你还愿意贴出来吗?

每点一个,就打开一个讲故事的入口。

让讲理这件事,从技术,变回语言。

从制度,变成人的故事。

从一个人,变成千千万万个陈鹏飞。

初春时节,陈家村的山坡刚冒出一层新绿,蜂窝平台却接到了一通出人意料的电话。

不是媒体,不是政府,也不是试点村。

是——省实验中学打来的。

“我们有一门选修课叫《公共表达与制度设计》,学生最近都在研究‘蜂窝制度’,能不能安排一次真实讲解?最好能有制度卡、失败记录、议事复盘……我们不想讲成功经验,我们想让他们知道规则是怎么被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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