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呢?”吏部侍郎沈鲤一脸凝重地看着慈宁宫的小太监,急切地问道。
小太监赶忙躬身施礼,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回大人,老祖宗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沈鲤微微颔首,表示知道了,接着挥挥手,示意小太监退下。
待小太监离去后,沈鲤转头看向一旁的礼部左侍郎申时行和首辅王锡爵,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和不安。
“必须要这么做吗?”他的声音低沉而又带着些许无奈。
王锡爵和申时行对视一眼,两人的脸色同样凝重。
王锡爵叹了口气,缓缓说道:“现在不做,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做了!”
申时行也附和道:“是啊,有些事情一旦开了头,就很难再回头了。”
王锡爵和申时行都是苏州人,他们对局势的了解比其他人更为深刻。他们深知皇帝表面上只是进行太原和大同的改革,但实际上,皇帝想将天下的所有的土地归朱明所有。
在封建时代,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式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
民间流传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表述。若真如所言天下尽归帝王所有,那么征税制度便显得多此一举——君主直接征用即可,何必设立繁琐的赋税体系?
这便引出了土地所有制的复杂性问题。
以北魏推行的均田制为例,该制度尝试在特定范围内实现土地国有化。政府将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户耕作,但严格规定农民仅享有使用权,待其年老或去世后,土地必须归还官府。
唐代前期延续了这一制度,通过系统的土地分配与管理机制,确保耕者有其田。
从表面看,这种制度设计颇具合理性:既能保障农民基本生计,又能强化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
但历史的发展却表明,如此看似完善的制度为何最终难以为继?
确实,均田制的崩溃本质上是因为它无法适应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土地有限,人口增长——根本矛盾
均田制的前提是国家掌握大量无主荒地,可以不断分配给新增人口。但现实是:
- 土地总量固定,而人口会随着和平时期增长(如唐朝“贞观之治”后人口激增)。
- 可分配土地越来越少,最终无地可分,制度自然瓦解。
豪强地主 vs 国家——权力博弈
均田制的理想是“抑制兼并”,但实际操作中:
- 豪强地主仍能通过各种手段(如隐匿人口、强占土地)扩大私有土地,而国家难以彻底清查。
- 如果强行没收地主土地,必然激起反抗(地主阶层本身就是统治基础的一部分,官员多出身于此)。
- 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比依赖国家分配更现实,最终土地仍会流向私人控制。
生产力低下,制度成本过高。
均田制需要强大的行政能力来持续登记人口、丈量土地、重新分配,但古代政府:
- 无法精准掌控基层(信息传递慢、官僚**)。
- 随着时间推移,管理成本远超收益,最终难以维持。
结论:均田制注定失败
在小农经济 低生产力 官僚地主垄断的封建社会,均田制只能是短暂的政策调整,而非长久之计。最终,土地仍会流向私人地主,形成“地主-佃农”模式,这是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
萧如薰作为现代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也只能在太原,和大同两地开始试运行。
一来这里人口相对稀少,可控性高。
二来这里是京城门户,把这两地的群众基础给搞搞好,培养成保皇党,哪怕将来出事了,也有个缓冲的余地。
不管萧如薰的出发点如何,士大夫阶层是不可能认同的。
你朱家想把全大明作为私物?这怎么可以,这些士大夫也有后代子孙,难不成世世代代给你朱家做奴隶不成?
到了个人利益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读书人心狠着呢!
他们就没想过百姓!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反正皇帝这个锅背定了!
特别在大明,反正想拿兵权,想有所做为的皇帝都会被替换掉,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