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虞国,往日的日子是简单而沉重的。虽然虞国说起来只有一次开国之战,全国差不多也只有三十多万朱昭熙封的勋爵,但是在虞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牧场,依旧有着一位有军功的“男爵”统辖。
这些人或曾在征服北熙洲的战火中浴血奋战,或在后勤、警戒线上有着卓越功劳。他们被授予地位,被赐予封地,从而成了村长、里长,甚至更高一级的军政长官。
朱昭熙推行的,是一种建立在军功之上的秩序,初期高效,然而随着战事渐平、边疆初定,这种制度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最常见的情形,是地方“爵爷”以功自傲,将自己所辖之地视为私产,不仅干涉百姓农事,还常以“军令”为由征派劳役、攫取收成。
在某些村子,连谁家女儿能嫁谁,都要“爵爷”点头;若有人不服,便是“不敬长官”,轻则鞭打,重则拘押。村民们口中虽称呼这些人为“统领”、“将爷”,心里却早已怨声载道,虽然相比之前的大明生活要好一点,但是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朱昭熙当然知道这些弊病。她曾任命掌书记室巡视各地,也曾亲自下令惩处过数位藉功作威之将。但根源若不动摇,整治终究只是权宜之计。
因此,在重新划分完十二省、两直辖州后,她没有如旁人期待那样立刻改组政务院,而是将目光落向了最基层。
强权政治自然有强权政治的好处,一个政治强人在强权政治的国家里,不管后果是怎么样的,但是依旧会让国家处于高速的发展状态上,可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朱昭熙之前之所以采取军功爵制,自然是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是现在军功爵制度的隐患,在她看来实在是太大了,基层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管之前的那些被分封出去的爵爷是怎么想的,朱昭熙这次必须要把之前的那些歪风邪气整治过来,不认账的习惯本来就是朱家的传统艺能。
至于地下那些人的意见,朱昭熙还真的不怎么担心,毕竟整个虞国都算是她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谁的军功都没有她大。
随着虞国中央的一纸命令,废除军功爵制,以后爵位主要是一个荣誉,而不是基层治理的依据,改设村民互助社、集体农庄与城市社区等组织,由村民、居民自行选举代表组成自治机构,管理本地事务,协调生产生活。
一时间,整个虞国哗然。各地勋爵纷纷上书或直接进京控诉。朱昭熙看都没看,这些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似乎总觉得这个世界缺了他们就转不了,如果不是虞国现在缺人,朱昭熙一直审慎杀人,他们还真的以为虞国缺了他们就不行了。
在大理寺宣判了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的死刑之后,有些原本还在试图阻止改革的中层军官这才恍然,他们所依赖的“功勋”体系,已彻底失宠了。
改革开始于东部的海川省,西部的林河省,南部的泽原省这三个省份。三地民情各异,山川地貌相差悬殊,正好作为对比的试验田。
朱昭熙亲自下令,每省挑选三十个村镇为基层改革试点,由政务院派出专员驻地辅导,确保“上情下达”,同时由总参谋部协助维持秩序,防范旧势力阻挠。
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召开“村民大会”。海川省的河东村,是最早的试点之一。这个村子有三百四十户人家,大多数是当年大明北方各省迁移过来的移民。地势平坦,水田成片,过去在男爵王崇的统辖下,看起来还算安稳,实则积怨已久。
王崇原是虞军中一个不显眼的小军士,在虞国开国战争中有些功勋,被封了“男爵”,从此摇身一变成了河东村的“主心骨”。他自封为“王统领”,在村祠大堂里悬挂“功勋牌匾”,命全村人在初一十五参拜“圣德”,甚至有人得跪地行礼,俨然成了土皇帝。
遇上农忙时节,村民出工需得他点头,马草、粮食的上缴也常常超额征派,谁若有怨言,轻则鞭打,重则捆了送到村后的小牢里关几天。他甚至干涉婚姻,“哪个寡妇可以改嫁,哪个青年能娶媳妇”,都要他一句“准”字。
改革命令一下,王崇勃然大怒,指着村口树上贴的布告骂道:“朱皇帝是让奸人迷了心窍!虞国要完!”他私下召集旧部,说要组织民兵,抗命起兵。
那天晚上,他刚从堂屋出来洗漱,便被一队着便装的掌书记室悄无声息地请走,罪名是“擅自集兵,图谋不轨”。第二天,全村人见祠堂上的“功勋牌”被摘了下来,才知道,是真的要变天了。
村民大会如期举行。“我们自己选管理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娘站在村口,一脸迷茫,“以前不都是谁打仗打得凶,谁说了算?”
旁边年轻的刘知望低声说:“听说是陛下的意思,她说打完仗,是要过日子的,这日子要咱们自己管。”
“可咱哪知道怎么管?种不种地,分不分水,往年都得爵爷拍板。”
村民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习惯了从上到下的命令,不曾想过“自治”究竟意味着什么。
直到政务院派来的改革专员站在晒谷场上,把朱昭熙亲笔签署的文告一字一句念出来——“自即日起,村内设立互助社委员会,由本村村民推举三至七人,负责本村农事、牧务、水利、教育、粮草等事务,半年一任,轮替更替,不得连任。”
“候选人由本村村民推举,选票一人一张,得票多者为先。候选人贿选、威胁、包揽者,交监察司依法惩办。”
人群一片寂静。
“真能选?”一个汉子挠头,“咱以前选啥了?连家里那头驴,都是‘将爷’说该怎么用。”
专员回答得干脆:“从今天起,不是谁会打仗谁就能做官,是谁公道、谁肯做事、谁不贪。”
这话像一把钝刀,缓慢但坚定地切开了众人心中的那层迷雾。
改革动了真格。几天后,村口晒谷场第一次拉起了选举布棚。村民们围在桌前登记、提名,有人胆小,只敢在后头看;也有胆子大的,索性主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