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 一 无结论的两难结构

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主题思想加上合适的艺术形式，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品。这种说法勉强也能成立，只不过，那是指常规的好作品，而不是指真正的杰作，更不是指伟大的作品。

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

现在我们似乎说得出几句它们的主题思想和结论，那是后人强加给它们的。后人为了讲解它们、分析它们、以它们谋生，就找了几条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拐杖，其实那些拐杖都不属于伟大作品本身。例如，人们常常会说《离骚》的主题思想是“怀才不遇的爱国主义”，说《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歌颂封建家庭叛逆者的爱情”，其实都是不对的。

在西方艺术中，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几部最好的悲剧，米凯朗基罗、达·芬奇、罗丹、凡高、毕加索的绘画和雕塑，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也都不存在明确的主题和结论。讲得越清楚，就离它们越远。

这并不是说，杰出的艺术家在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之前就可以胡乱投入创作。更不是说，人们可以容忍艺术作品最后呈现出一团混乱和迷糊。恰恰相反，伟大作品不清晰、不简明的意涵，正是艺术家想得最多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的所在。世上想不出答案的问题很多，但其中却有那么几个，一想就会搅动身心，卷入巨大的人生疑问，而且可以肯定，古人也曾经这么疑问，后人也必然会继续这么疑问。伟大的艺术家只要发现这样的地方，就会倾注自己最大的精力开始创作。创作的起点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十分为难；创作的结果也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继续为难。

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在《艺术创造论》的课程中选用一些实例来阐释两难结构，效果很好。史上一切最重要的艺术理论都必须通过实例来阐释，这连高深的里格尔都不能例外，而且事实证明，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吃力，所举实例有一半比较勉强。在他之前，莱辛用一座雕塑“拉奥孔”来阐述美学课题，似乎做得更经典。我对自己阐释两难结构的实例是满意的，容易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艰深学理，因此在这篇引论上也不能省略，愿意从更高视角上重新进行简要叙述，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第一个例子，德国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

要用艺术方式来表现大科学家伽利略，至少有两种常规选择：

一、通过伽利略对天文的观察和发现，表现人类与自然的贴近和较量；

二、通过伽利略与罗马教会的冲突，表现科学与迷信、人格与神格之间的较量。

这两种选择，不管哪一种，都有主题思想，都有正确结论，而且都有可能写得精彩动人、气魄宏伟。但是，布莱希特都放弃了。他故意选择了一个最为难的结构——

伽利略在教会的火刑威胁前屈服了，公开宣布自己的科学发现是谬误，这对意大利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严重的打击。教会赦免了死罪，把他流放到了北方森林的一个小木屋中，而他原先的学生和朋友们也从道德和友情上把他流放了，再也没有人理他。孤独的老人在二十年后又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甚至比二十年前的发现更重要。这让他的学生们产生了困惑，他当初该不该屈服？学生们在争论：对人生而言，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究竟是直线还是曲线？

当初如果不屈服，必定死亡，那也就说不上后来的科学成就了。但是，如果说当时屈服是可以原谅的，那也不对，因为正是他的屈服，使整个科学界一蹶不振很长时间，这中间不知有多少可能出现的成果被压抑了。那么，结论究竟何在？

没有结论。

只要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结论的意见，立即就会遭来同样力度的反驳。显然，布莱希特自己也没有结论，甚至连偏向都没有，他让广大观众与自己一起卷入苦恼，而且坚信这种苦恼必将传之后代，没有出头之日。但对艺术而言，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这里，它让人们因苦恼而高贵。

第二个例子，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这部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一个独身的老渔民桑提阿果那天在茫茫大海中与浪、与鱼、与自己的体力进行了一场最残酷的搏斗，他终于捕获了一条平生罕见的大鱼，把它拖在船尾拉回岸边。但是没有想到，一路上其他鱼群却被这条大鱼的血腥所吸引，一口口把它啃完了，老人拉到岸上的，只是一个空骨架。老人沮丧而踉跄地走回自己的小木屋，很快就睡着了，与平常一样，又梦见了狮子。

在这个简单的情节中，作者对于老人与海的搏斗展开了很有力度的描写，但这并不是这篇不长的作品走向伟大的理由。走向伟大的理由只有一个：从海明威到读者，谁也说不清老人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海明威写下的这句话已经成为现代格言，而作品本身却精细地表现了这位老人的彻底失败。然而，老人在返港的小船上刚刚承认自己被打败，却发觉大鱼的被吃，使船轻快自如。“我以前不知道失败会带来这么多的松快”，他想。于是他又想自己失败的原因，答案只是“出海太远了一点”。这时，其他鱼群又来袭击大鱼的残骸，但这些“胜利者”现在又能得到什么呢？老人回港后疲惫地上岸，回头又看了看大鱼的残骸，这，毕竟是被自己打败的对手……

如果有一个读者凭着这一些信息说老人是胜利者，那么，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拿出充分的理由说老人是失败者。彼此相反的理由可以是四条、五条、六条，乃至无穷，条条都有驳难者。于是，人们不能不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几乎都是如此，永久的两难，永久的转换，永久的互溶，永久的无解。

总有读者会好心地从中“挖掘”出主题，海明威彻底拒绝，他只是用沉郁的目光打量着茫茫海雾，一切都是未知，所剩的只是男子汉气息。但是，他的男子汉气息是可靠的么？也不，因此他扣枪自杀。

第三个例子，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作品《罗慕洛大帝》。

迪伦马特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作家之一。1999年他去世时，我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我心中一个最常去的大港湾冰封了。”

《罗慕洛大帝》（又译《罗慕路斯》）是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详细分析过，今天放在这里讲，是因为它在一个艺术关节上与《老人与海》有所呼应。这里的主角不是一个独身老渔民，而是处于人类历史转折点上的重要人物——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罗慕洛。在他之前，欧洲有过辉煌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他之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因此，他在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入侵时的战败，属于千秋之罪。但奇怪的是，他在兵临城下、群臣逃散、朝野崩溃的危局下一点儿也不负责任，只是在一家乡间别墅埋头养鸡，被周围所有的人鄙视。

城破之日，入侵者首领日耳曼人鄂多亚克与他一见如故，待到彼此了解身份后才让我们知道两人各自的动机。原来罗慕洛是一位大智者，知道国势已经无救便应顺历史自然走向；而入侵者首领因在寻找继承者的事情上遇到了大麻烦，才用入侵的方式来“投奔”罗慕洛。结果出现了与《老人与海》相近似的困惑：胜利和失败如何分割？

这个问题显然没有答案，却有了新的深度。你看，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胜败，也可能埋藏着相反的内涵。但是，这种相反的内涵又不能否定胜败。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呢？不知道。或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无法设定；或许，世间本来就没有“究竟”。

第四个例子，美国好莱坞电影《一曲难忘》（即《肖邦传》）。

我以好莱坞作例，是想表明两难结构也能支撑比较通俗的作品，使它们大幅度提高素质，并被广大民众接受。

这部电影表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代音乐之神肖邦成名后轰动欧洲，当时他的家乡波兰正掀起一场民族抵抗运动，乡亲们企图借用他的名声来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用各种办法吸引他参加。他的女友、著名法国作家乔治·桑坚决反对，认为一个音乐天才的价值超过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乡亲们终于请来了肖邦的音乐启蒙老师、初恋女友，他们捧着家乡的泥土出现在肖邦面前，彻底消解了乔治·桑的卫护。

肖邦以最辛劳的方式声援家乡斗争，直到累死。乡亲们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邀请乔治·桑参加。乔治·桑拒绝，含着眼泪说：“这下你们满意了吧？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另一个肖邦了。”

显然，这又碰撞到人世间的另一个两难结构，所有的观众都无法作出明确判断。只要略懂音乐的人都会为肖邦的早逝而抱憾永久，但却又难于厉声斥责与肖邦死因有关的那些悲泣的乡亲们。

正是这种“势均力敌”，反映了人类的一系列重大犹豫。两方面都“理由充足”，因此都在把对方引向深刻，构成了一种“危势平衡

”。这种对峙，使作品非同一般。

第五个例子，仍然是好莱坞电影，《克莱默夫妇》。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女演员斯特里普和男演员霍夫曼还都年轻，却让全世界眼睛一亮，但我今天不讲表演，还是讲文学上的两难结构。

一个到处可见的普通家庭，丈夫过于投入公司的工作而难于顾家，妻子很想找一份家务之外的工作，两方面都繁忙起来就顾此失彼，连孩子也无法照顾，无法调和只得离婚。看起来双方为了争子越吵越厉害，却因焦点一致，也就越吵越近。最后，所有的观众都希望他们复婚，而且两人也有了这样的意愿，但又明白，一旦复婚便会重复离婚前的全部悲剧和闹剧。该怎么办？无解。

因为无解，这个作品也就与千千万万陷于苦恼中的男女有关，而没有让一个简单的结论关闭后门。

五个例子，都比较现代。但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深入论述，而他论述的范例主要是古希腊悲剧。可见，两难结构在美学上贯通古今。

黑格尔把两难结构的哲学原理，归结为“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辅相成的悖论”，也可称之为“二律背反”。

由于“背反”的是“律”，而不是故意设计的戏剧情节，因此这种“背反”是两强共构。如果对峙的两方面有了强弱，那就很快构不成对峙，对峙成了虚假。

只有极少数对峙是永远没有强弱之分的，永远犄角对犄角、针尖对麦芒，才被稀世慧眼发现，并分辨其间的对峙究竟是意气所致，还是“天律”所致。凡是“天律”所致，便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痛痒之处，因此也是大艺术家的投命之处。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几个最高典范，都是两难结构，而支撑两难的就是“天律”。我在前面所举的五例，虽属现代，也是“天律”所致。

两难结构能在中国作品中获得印证吗？当然也能。如果从古代算起，那么，从《离骚》到《红楼梦》，最伟大作品的背后，也都埋藏着二律背反的两难。

《离骚》中对故国的情感，是留恋还是抱怨？是不舍还是别离？是徘徊于芳草间体味无悔，还是腾飞于九天间沉迷神话？难于痛下决心。看起来最需要痛下决心的地方，恰恰是最为逡巡。这种徘徊和逡巡，便构成《离骚》的基本魅力。

至于《红楼梦》，由于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简直成了两难结构叠床架屋的大汇聚。尤其是书中稍稍重要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单向的，没有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至于那些稍稍重要的情节，又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划分是非，没有一个不是“二律背反”。就男女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而言，谁能怀疑他们的爱情？但谁又能设想他们的婚姻？那么，人世间的至爱到底是什么？没有结果的至爱应该放弃吗？……这种种问题，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下去。正是在这种没完没了的无解中，《红楼梦》问鼎了伟大

两难结构有一个巨大的陷阱，让大量有可能问鼎伟大的作品失足其间，结果只能保持杰出，却与伟大无缘。这个巨大的陷阱，可称之为“两难的调解方案”。这种调解方案，是出于世俗心理而在万丈深渊上勉强勾画的安慰之桥。

勾画这种安慰之桥的，首先是评论家。他们首先要安慰的不是民众，而是自己，因为他们的天赋和心力理解不了万丈深渊。由于他们长年来的连篇累牍，创造者也渐渐上当了。

例如，美国一些评论家在分析《老人与海》中“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这一大疑问时，知道单向选择是愚笨的，便勾画了一条连接两端的安慰之桥，说海明威这部小说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在胜利时保持着失败的预感，在失败时不丢失胜利者的优雅。”这两句话在词语上当然不错，但对《老人与海》来说却是一种温和的曲解。明明是无法调和的两大对峙命题，却被勉强“整合”在一起了，结果，以聪明取消了宏伟。

这就像评论《伽利略传》，评论家最常规的说法是，布莱希特塑造了一个“既伟大又渺小的科学家”，伽利略是“科学上的巨人，人格上的矮子”等等，硬是让一个人的“自身矛盾”来解释世间人生的共同难题。同样的道理，《红楼梦》所呈示的那种谁也无可逃遁的恢宏困境，也不能缩小为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困境”。迪伦马特为什么故意要把罗慕洛放在罗马文明和中世纪的历史大拐点上？他正是要表明，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宏大，不是个人原因。

既然不是个人原因

那么，不少评论家就会寻找政治原因

历史原因

这是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学术著作的主流思路。例如，把《阿Q正传》试图解析“国民性”的努力，缩小为“辛亥革命前后浙东农村雇农阶层的生态和心态”，把《红楼梦》研究演变成清史研究。这种分析比“调解方案”更加糟糕，因为一旦把伟大的作品“锁定”在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上，它就成了一种已逝的陈迹，而且是一种“寄生的陈迹”，这就被抽去了那种穿越时间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迟早可以由后人作出结论，从而体现后人居高临下的骄傲。因此，如果把伟大的作品曲解为历史和政治的寄生物，后人对它们也可以倾泻居高临下的骄傲了。读这样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产生的心理效果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隔”。也就是说，把作品与读者、观众隔开，让读者、观众取得一种浅薄的“安全”。

其实，在真正伟大的作品前，一切读者、观众都是无法“安全”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人相关，又永远也解决不了。

记住了，朋友们，伟大作品的一个重大秘诀，在于它的不封闭。不封闭于某段历史、某些典型，而是直通一切人；也不封闭于各种“伪解决状态”，而是让巨大的两难直通今天和未来。

一般说来，不封闭程度越高，也就越伟大。再遥远的作品，例如古希腊悲剧、《离骚》、《浮士德》，至今仍处于一种没有答案、无法解决的不封闭状态，而且把我们每个人都裹卷在里边。这就是伟大。

两难结构也是一种不知前途的结构，因此也可称之为“未知结构

”。有的评论家生气了，说：“你自己还未知呢，为什么要写成作品？”那些艺术家回答说：“如果我已经搞清楚了，为什么还要投身创作？”

这里又出现了创作心理学上的一个重大选择：你是低智取位，还是高智取位？

如果低智取位，你就把自己当作小学老师，把读者和观众当作小学生，不断地用生动、愉快的方式教育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反对什么。或者，你就把自己当作居民委员会主任，循循善诱地告诉居民一个个故事的悲欢离合，以及从中应受的教育。小学老师和居民委员会主任都是很重要的职业，他们的教言也是社会的急需，但作为比喻，艺术家在创作时却不应该如此，至少不应该全部如此。应该有少数艺术家，把接受者看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人，不再有半点“老师”和“主任”的色彩，反而用最诚恳、最童真的眼神，与接受者一起叹息，一起感受，一起烦闷，一起彷徨，一起疑问，一起敬畏。这就是与低智取位完全不同的高智取位。有趣的是，在艺术创作上，凡是低智取位的，姿态反而高；而凡是高智取位的，姿态反而低。

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特别容易搞错的一件事。大家都认为，站得高的人必然姿态也高。因此，我们总能看到大量高姿态地说话、行事的人一拨拨地出现在眼前。这些人如果不从事艺术创作倒也罢了，一从事艺术创作，情况可能是颠倒的：姿态越高，品位越低。

我曾在两本书里对比过屈原和诸子百家之间的区别。诸子百家是思想家而不是艺术家，因此他们的言论大多是一种结论式的宣讲。站得高，姿态也高。但是，这种格局到了大艺术家屈原那里就不同了。屈原没有结论，也不作宣讲。他只有没完没了的担忧、气恼、自问，而且永远找不到答案。他甚至还专门写了《天问》，问出一大堆最天真、最质朴、最终极的问题，也不企图获得解答。他完全像一个孩子一样张着惶恐而好奇的眼睛问天问地；相比之下，诸子百家专门回答别人提问，而且总是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便典型地说明了大艺术家与总是给出结论的大思想家不同，他们所探询的总是那些无“解”的命题。

这就是说，再高大的艺术家，当他们在投入创作的时候必须放低自我的方位，呈现出自己最弱、最软、最无助的部分。即使在表面上呈现刚强，也是一种在乌云密布、别无选择情势下不得不采取的行为，可称之为“令人同情的英雄主义”、“让人怜惜的奋不顾身”。从技巧上说，则是“以硬写软”的反衬方式。你看我前面举到的海明威《老人与海》主人翁那么硬汉，算是硬到顶了吧？但他每一步都是孤独、无奈、被动的。在最软的境遇下略有坚持，坚持到最后还躲不过失败，这居然是最硬的硬汉。其实，他找不到任何答案，也无法告诉别人一句话。

在艺术创作中，最怕“洞察一切”、“看透一切”的“宣教方位”

即便是好作品，一有宣教便降下三个等级。《三国演义》开宗明义，从“滚滚长江东逝水”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把书中的故事全都高屋建瓴地看透了，当然也不错，但一比《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高下立见。表面上，一个是俯视历史，把酒笑谈；一个是连自己也觉得荒唐、辛酸、痴傻。但在艺术创作中，前者之“高”即是低，后者之“低”即是高

艺术创作之所要，就是曹雪芹所说那种“痴”的其中深味，那种不仅自己不能“解”，连别人也不能“解”的状态，这就是我所说的未知结构。《三国演义》有“解”，因此是优秀作品而不是伟大作品；《红楼梦》无“解”，因此不仅是优秀作品而且是伟大作品。

我们很多“红学家”试图给《红楼梦》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如果提供得非常、非常好，那也就是把伟大作品降格为优秀作品。可怕的是，他们提供的“解”常常不好，那就不知道把它折腾成什么作品了。

世界的大部分是未知的，人生的大部分是未知的。但是，人类出于群体生存的惯性，不愿承认这一点，因此就用科学、教育、传媒、网络来掩饰，装扮成对世界和人生的充分“已知”，并把这种装扮打造成一副副坚硬的胄甲。实际上，大科学家会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宗教也会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也会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装扮“已知”，使人类自以为是，颐指气使，并由此产生没完没了的争斗；承认未知，却能使人类回归诚实和诚恳。即使在发现太多的未知后人们会受到惊吓，变得疯疯癫癫，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领域的存在，更不能无视在这个领域中有着人性最慌张、最自省、最终极的部位。说到底，这就是伟大艺术的关顾领域，也就是人类天天想掩盖又在内心不想掩盖的那方秘土。艺术的秘土也就是人性的秘土，它比科学更贴近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一上来就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也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真实是一种至深层面上的真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被解释得很完整的历史也就成了“已知”的历史，因此必然包含着大量的不真实。真实是未知的，分拨给了艺术。

在这里我还想再提一次海明威。他因《老人与海》等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亲临颁奖现场，而是请美国大使代读了他的获奖感言。他在获奖感言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给未知以起点——这是海明威对创作的基本观点。

说到这里，我可以针对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提一些归结性的创作建议了。一共五条——

1．世间创作，平庸为多，优秀为少，而伟大则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不要企图在一切创作中追求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如果高度不够，才力不济，生硬追求必然弄巧成拙、不伦不类。其实，多数题材也并不具有在整体上开拓这种结构的潜能。

2．一旦触及，便要小心测试。测试要点，首先视其是否横跨时空，与众人相关

其次视其是否真正无解

最后视其是否不与前人重复

3．创作开始之后，必须力求保持“危势平衡”。所谓“危势平衡”，首先要让两个片面各自充分发挥，发挥到对另一方造成威胁。同时又要避免失去平衡，即在一方加码到似乎要跌落在地的时候及时给另一方加压。

4．警惕“伪结论”的浮现。寻找结论，是人类编织心理安全的本能习惯，不少创作者必然会受到社会上这种心理习惯的诱惑，即使在处置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的时候也不例外，因此出现各种或隐或显、或淡或浓的“伪结论”、“亚结论”，或有归结倾向的话语结构。这对多数作品来说是允许的，但对于已经拥有稀有结构的作品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应该舍弃。在一般评论中，常常把一部作品能否让多数读者和观众看“懂”当作一个重要标准，但这个标准对于我所说的那种作品未必适用。天下的伟大，多数很难让人真“懂”，而有不少为了让人“懂”的解释，恰恰是对伟大的曲解。这在文学艺术上，尤其如此。

5．在整体并非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的前提下，也可以在恰当的局部试行类似的小结构，埋下一些两难的喟叹和未知的苍凉，也就是埋下一些伟大的碎片或种子，有可能取得超乎想象的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