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心入局 第18章 吃饭小组

信息，不一定非得靠网线传出去。有时候，一张账单、一块馒头，甚至一勺米，就能把真相从地狱里，一点点搬回人间。不是靠喧哗，而是靠渗透。靠那些被忽视的小事，像裂缝里的水，日积月累，总有一天会把大坝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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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调岗的通知来得悄无声息，像一场没响的枪。没有会议，没有签字，连一张正式文件都没有。只是一通短促的口头通知，说得很轻巧：“厂办安排你去后勤组临时帮工，配合食堂监督员进行‘食材分发与数据辅助登记’。”

我当时点了点头，什么也没问。

但我心里明白，这不是什么“升迁信任”，也不是“临时调剂”。它的本质，叫做“二次监视”。

表面上，后勤的活清闲、走动多，不用进车间，不用接毒，不用跑夜班，甚至还能每天接触厂内物资账目，算得上“轻职优岗”。换做以前，不知有多少人眼红。

但这位置越“清闲”，越是陷阱。越自由，越是牢笼。

这活儿能不能干出花来，关键不在“岗位”，而在“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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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主管叫林存根，五十开外，是厂里最典型的“老油条”，脸皮厚得能挡枪。他戴着一副旧眼镜，镜片早被油渍磨模糊了。讲话慢吞吞，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表情，但笑的时候却总让人觉得心里发毛——因为他从不真笑，他只是在“顺着规矩做样子”。

第一天他带我熟悉工作流程，手上拿着一本折角卷边的表格样本，一页一页翻给我看：

“早餐几号窗口供应多少人？主食用几百斤？哪个工段反馈口味问题？哪个班组退菜？你统统别管，只负责一件事——把人家给你的数字，原封不动记下来。”

他盯着我：“记住，你是个‘笔’，不是‘脑’。你写，但不想；你问，那你就得走。”

我点头：“明白。”

我嘴上答应得快，心里却记下了另一层意思——这些“不能问”的地方，往往藏着最深的秘密。

这张所谓的“每日食材调拨表”，表面是后勤的例行公事，实际上却像是一面筛网。谁掌握了它的细节，就能看见厂里内部物资是怎么被分走、被掺水、被转移的。看清它，也就等于摸到了“制度的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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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站岗，我守在食堂后厨边，看着几名临时工将一袋袋大米从运输卡车上搬下来。纸面上的报表写着“150斤”，但我数了数，那车一共卸了十二袋，每袋至少三十斤起。

我装作好奇地问了一句：“卸多了？是不是填错数了？”

搬运工头连头都没抬，手里的烟磕了一下灰，冷冷地说：“上面写多少你就记多少，少打听，别多事。”

我点点头，翻开表格，把“150”照抄上去。但在备注栏，我用红笔圈了一个“★”，写下：“实到数疑似超额。”

第二天是豆腐和青菜配送。账面上标着“新配送青菜300斤”，我看见冰柜压根没动，厨师只翻出前一天剩下的一半热锅再炒，连调味都没换。多余的几桶绿皮塑料箱，被夜里一辆小面包车拉走，方向是厂区东门。

车牌贴了黑胶布，但我在菜缝中窥出前两个字母：“赣b”。

我心头一紧。

这不是偶然的调拨。这是一次熟练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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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天，我决定试试水。我在中午鸡蛋分发表上，故意将配送数量多写了两个单位。

我想看看，这个系统，是真混还是“有人值班”。

结果还没等我下班，就被叫去了出纳办公室。

那是一间十平方米不到的灰色小屋，堆满了账簿、盒子和被密封的文件夹。纸张的味道混着霉味，像一个封死的档案室。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悦。

她站在办公桌前，一身灰蓝衬衫，头发扎得紧紧的，戴着一副旧款方框眼镜。她不抬头，就一句：

“你是净空？”

我点头：“是。”

她翻出一页表格，甩到我面前，冷冷地说：“你今天把鸡蛋数写错了。”

我装傻：“哦？手滑了吧，写多了点。”

她不动声色，盯着我三秒，说：“我查过你的背景。你是调岗的，有处分记录，还在班会上‘发过言’。”

我笑容一僵，没接话。

她继续道：“我觉得你不是不小心。我觉得你在‘试水’。”

我心跳忽然慢了一拍。

她却忽然停住，拉出一本小本子，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轻轻推过来：

“你知道‘小翠’吗？”

我喉头一紧，低头在纸上写：“她是079号。”

她点了点头，眼神像是放松了一些，轻轻吐出一口气：“我等你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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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我，她早就察觉到账目有问题。

但出纳无权过问物资调度，她能做的，就是暗中把每日的“原始账单”偷偷存档，然后一笔笔和食堂日报表做比对。

她不敢声张，更不能举报。她只能等，等一个“进过黑名单”的人，等一个她知道“已经被厂里半抛弃”的人，来接她手里的那把“钥匙”。

我就是她等来的那个人。

“你写的‘死亡手册’，我知道。”她忽然说。

我整个人像被敲了一记。

“别紧张，”她看着我，“我不会报告。”

“但你要答应我，把它复印两份。一份放我这里，一份你自己留。再然后，我们一起继续查账——你写，我算。”

她盯着我：“但你得明白，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我们不是在记流水账，是在翻尸体。”

我看着她的眼睛，沉默三秒，然后点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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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我每天下班后都去找她。

她把那天的“原始调拨单”递给我，我拿出我填的日报表，两人一项一项比。她用铅笔圈出“疑点字段”，我用蓝墨水勾勒物资流动方向图。我们像拆炸弹一样，一点一点追查。

结果令人作呕：

每周三晚，冷藏肉制品被“出货”，但没有进账明细；

每周五黄昏，调味品空桶被盖上“已处理”标签，实则未开封；

每日主粮配送中，25%的数据为“回扣量”——按每月进货量估算，每月至少5000元原料下落不明。

这些东西，没有改善伙食，也没进仓库存档。

它们被“吃”了。

吃的人是谁？——没人知道。但那些账目，最终流进了一个我们查不到名下、只在财务日记中模糊记录为“特殊账户”的去向。

我们终于明白：

这厂子不只是压人、杀人，它在“吃人”。

吃那些病死工人的菜钱，吃那些精神崩溃者的营养补贴，吃那些“查无下落”的人的饭票余额。

人死了，账却还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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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深夜，庄悦递给我一个U盘，贴着胶布，写着“对照底本”。

“里面是我们查到的全部数据、账本复印件和流向图，你收着。”

我盯着她：“你……不怕？”

她点了点头：“怕得要命。”

“那你还帮我？”

她轻轻笑了一声，眼神平静：“因为我知道这地方没救了。但如果你能出去……如果你真能把这些拿到外面——那小翠，她就不是白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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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把U盘藏在鞋底夹层，一整夜不敢脱鞋。洗澡都站在冷水管下，脚不沾地。

我明白，我们不是在查账。

我们是在替死人找账本。

不是替他们讨钱，而是讨命。

——他们欠的，是命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