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实践指南》为了适应发展的需求,由季刊转变为双月刊。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宏伟厂致力于提高文明生产水平,并专注于产品创优和安全生产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古煜深思熟虑如何使《实践指南》在实践中吸收养分,进而提炼出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推动生产经营的蓬勃发展。他将这一想法作为选题提出后,编辑和记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建议深入车间进行采访,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也有的则认为,如果能有专家学者的指导,将有助于高瞻远瞩,为接地气注入活力,使项目向更深层次发展。
恰逢其时,总部邀请了京城的哲学院长李教授,为领导干部讲授《哲学在企业的应用》。那时,即便是知名的教授,也仅需报销车旅费,几小时的讲课费不过千元,与后来的明星出场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尽管如此,宏伟厂里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哲学家依然十分重视,特别指定古煜带领一名摄影记者,陪同李教授前往武当山。古煜心想,陪同哲学家探索武当山,这不正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吗?
翌日清晨,古煜刚抵达宾馆门口,送李教授前往武当山的小车——皇冠轿车已经来到身边。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李教授侃侃而谈,他详细介绍了武当山作为道教的着名圣地,曾被誉为“天下第一仙山”,亦称“皇室家庙”。他讲述了武当山的建设时间、规模和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其地位超越了五岳。听他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一行人听得入迷。在得到教授的许可后,古煜启动了微型采访机,他相信整理出的采访内容将是一篇精彩的报道。
抵达武当山南岩宫停车场后,古煜与摄影记者紧随李教授,开始了他们的登山之旅。李教授年近花甲,身体状况并非最佳,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都需借助拐杖的辅助。山间清新的空气和参天的古木,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李教授边走边讲解,从道教文化到武当武术,从古代建筑到自然生态,他那博大精深的知识和生动的讲述,让古煜受益匪浅。当他们到达金顶稍作休息时,面对宏伟的建筑群和远处连绵起伏、一览众山小的山脉,李教授气喘吁吁地坐到石头台阶上,说道:“哲学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寻找精神的栖息地?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这些珍贵的见解,古煜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采访,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迪。
在仔细聆听的同时,古煜也在思考,并提出了他的疑问:“李教授,我明白‘哲学是所有科学之母’,‘它既是科学金字塔的顶端,也是其基础’。哲学的核心在于探究事物的根本,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哲学的这种自我反思是永无止境的。哲学家是思想界的巨人,他们总是能够同时把握宏观与微观。**也曾强调‘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与提炼’。我冒昧地向您请教,作为道教圣地的武当山,道家思想与哲学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或者说,道家思想在哲学的众多流派中,应该被归类于哪一种?”
李教授赞许地回应:“问得好!道家哲学本质上可归类为唯心主义。其中,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传统哲学教材通常这样解释:老子的哲学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而庄子则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究竟是物质还是意识占据首要地位。如果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则属于唯物主义。老子曾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将‘道’理解为一种不可知的规则,则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尽管它仍具有规则性。若将‘道’解释为物质的本源,则属于唯物主义。总体而言,这种理解是相对客观的。至于庄子的‘梦蝶’寓言,虽然充满浪漫色彩,但最终似乎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境地。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若要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它们实际上是沿着各自不同的路径发展,道家思想与哲学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他稍作停顿,随后补充道:“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恕我直言,老子的某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最接近宗教意义的教派,其思想研究不应仅限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亦或是文学、历史、哲学的范畴。简单谈谈《道德经》,如果仅从文学、历史、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李耳先生似乎在剖析人性,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与儒家思想或佛教教义有所相似:‘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残酷,不是吗?”
尽管《实践指南》对每个人来说,无论其多么平凡,都可能既被视为天地间的刍狗,又可能成为蝼蚁中的圣人。没有人会因为地上爬满了蝼蚁就抬起双脚不着地行走,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操控天地间的风雪雷电、四季更迭、地震火山。能够‘爱惜飞蛾纱罩灯’已经显示出极大的爱心了,不是吗?”
老子继续阐述:“天之道,犹如张弓,高者需抑之,低者需仰之,减损有余以补不足;而人之道却往往相反,减损不足以补有余。”这便揭示了老子在撰写《道德经》时与儒家、佛家不同的哲学出发点。因此,《道德经》的核心宗旨在于尽可能详尽地阐释自然规律,同时尽量避免直接探讨人性。如果仅从文学、历史、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它,那么它的深层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道德经》全面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在几千年前能提出这些理论,实属难能可贵。难怪它至今仍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所谓伟大,不过如此。
老子接着阐述道:“天之道,犹如拉弓射箭,高者被压低,低者被抬高,它削减多余的部分以补充不足之处;而人之道却往往相反,削减不足的以补给有余的。”——这便揭示了老子在创作《道德经》时与儒家、佛家思想的根本差异。
因此,《道德经》旨在尽可能地阐释宇宙的自然规律,同时又尽量避免直接讨论人性。若仅从文学、历史、哲学的角度去解读,便无法完全领略其深意。
那天,皇冠车直接驶向南岩。在下山的路途中,他始终念念不忘要去观赏南岩宫和“龙头香”。面对这一切,他既感到惊奇又十分满意,不禁对古人的智慧发出赞叹。直到太阳沉入武当山的后方,他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车上。在下山的途中,他瞥见展旗峰下那座巍峨的紫霄殿,以及右下方的太子坡,但由于时间紧迫,只能遗憾地未能停留。
在旅途中,古煜再次提出疑问:“李教授,普遍的观点认为佛教源自印度,而道教则源于本土。这似乎没错。但是,为什么道观的数量不及寺庙多,道士的数量也远少于和尚呢?这是否意味着佛教比道教更为强大?”
“确实,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我曾对它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和深思熟虑。原始道教(从春秋时期至汉初),在内容上并未涉及本体论的探讨;在方法上,它并未采用思辨的方式去解析问题,亦缺乏逻辑思维。因此,原始道教既不与唯物主义也不与唯心主义有直接的关联。
首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佛教自汉代起便开始传入中国,虽然其历史不及道教悠久,但同样拥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佛教的着作,如《金刚经》、《心经》、《坛经》以及《佛教十三经》,其经典着作的丰富程度远超过《道德经》及其道家学说。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的教义更贴合统治者管理民众的需求。佛教强调心灵和道德的进步与觉悟,其信徒修行的目标在于遵循佛陀悉达多所传授的方法,去探索生命和宇宙的真理,最终超越生死轮回,摆脱一切烦恼,达到终极的解脱。
道教的核心原则是‘道法自然’,主张顺应自然规律,避免过度人为干预。它提倡‘去甚,去奢,去泰’的生活态度,意味着在与自然、他人及自我相处时,都应保持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因此,道教更倾向于强调顺应自然的‘自然——释然——当然——怡然’,而不是直接探讨如何行善或避免作恶。
再次,关于百姓的观念,许多人认为现世充满痛苦,希望通过某些行为来确保来世能够过得更好。佛教恰好提供了这样的观点,而道教则没有,这导致人们更倾向于信仰佛教而非道教。
道教的“清净无为”理念往往使得其修行者显得孤高自傲,不涉世事,缺乏推动道教发展的号召力和责任感,这导致了传教者数量稀少。然而,如果将道家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探讨其本体论?应该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提出什么样的结论和论证?如何回应其他思想流派的挑战?又该如何将道家思想应用于社会,解决现实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所在。